董其昌画作《浮岚暖翠图》

　　从董其昌的表述来看，虽然他同样推崇文人画和南宗画，但两者也不完全是一回事，文人画并非尽属南宗。比如五代时的大画家大文人李成，虽被董其昌认为属文人画范畴，但却将其排除在南宗之外，甚至说他“俗”，这主要还是从画风上来区分的。当然，平心而论，说李成“俗”确有过分之嫌。同样，大文人赵孟也不被列为“南宗”画家。董其昌说：“幽淡而言，则赵吴兴犹逊迂翁，其胸次自别也。”由此看来，画家的“胸次”乃是“南北”分宗的一个重要标准，但“胸次”本身也是一个十分复杂甚至有些虚玄的标准。

　　董其昌的“南北宗”论在当时影响极大，一方面当时以院画风格为主的浙派已入末流，董其昌推崇文人画、崇尚南宗的理论正好对准其流弊，另一方面董其昌本人在艺坛具有很高的成就，再加上他身居高位，所以其理论一经提出便得到了很大的响应，甚至一度被画坛奉为圭臬。“南北宗”说的流行，尤以清初“四王”时期为甚，“四王”王时敏、王鉴、王、王原祁可以说是贯彻董其昌“南北宗”论的集大成者。至于这一理论的末流追随者则专事临摹，沉迷技法，远离生活和自然，缺乏生气。晚近以来，“南北宗”论的批评者渐多，徐悲鸿甚至说：“吾尤恨董断送中国画二百余年，罪大恶极。”但不管怎么说，董其昌在元四大家之后，创造了一种与前代不同的新文人画，在绘画史上具有承先启后的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，其作品及绘画理论，在中国画的发展历史上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。

　　董其昌的书画作品不仅笼罩了整个清代，直到今天还有着巨大的影响。在他身上，体现了中国传统艺术的至高境界—人与自然、人与社会、人与自我的高度和谐，而这一点正是西方艺术和当代中国艺术所欠缺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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